“我身边10个同龄人里，10个都走了……留在古巴的，都是走不了的，没有人是真心想留下的。”
20多岁的哈瓦那青年胡安眼中尽是无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高昂的生活费，胡安计划今年离开古巴。他不想离开的计划受影响，所以只愿以化名受访。他向《联合早报》坦言：“我年纪不小了，却还是一事无成……感觉自己被困在这里，感到很绝望。”
在哈瓦那的一家餐厅里，胡安算了一笔账：一公斤大米价格约3美元，而普通人的月薪仅15至20美元。“买五六公斤米就花掉一个月工资，大多数人一天只能吃一顿像样的饭。”
谈到政府仍在运作的配给制度时，胡安直言，这套体系已名存实亡。过去即便配给有限，至少还能维持一个月生活开支的近一半；这些年来，配给数量持续缩减，不少原本列入清单的基本物品相继被取消，“现在几乎什么都不再给了”。
古巴当地人说，若远远看到配给商店的配给员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外，街坊便心里有数——今日无货。这种“无声的默契”已成为古巴日常的一部分。
青年面对学历贬值与专业不对口困境
此外，古巴青年即便接受高等教育，也难逃学历大幅贬值与专业不对口的困境。
56岁的古巴餐饮从业人员哈维尔告诉记者，他原本是一名工程师，但为了养家只能选择转行。“在餐厅工作，每天至少能赚约20美元小费，加上约5000比索的月薪，收入比当工程师高得多。”
“过得还行”的群体，往往是那些能定期获得侨汇、在旅游业及外资相关行业工作，或经营小生意的人。不过，这群人毕竟只是少数。多数青年没有侨汇来源，也难以进入与外资或旅游相关的行业，因此陷入以比索结算、购买力随恶性通胀持续缩水的泥淖。
英国独立慈善机构“拉丁美洲局”（Latin America Bureau）发布的报告《Being Young in Cuba》指出，无法在本国实现基本的人生目标，令古巴青年陷入“几乎想自杀”的绝望状态。当工作难寻、报酬微薄时，离开，便成为了唯一出路。
这种绝望情绪，也在官方数据中得到印证。古巴国家统计与信息办公室（ONEI）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人口已降至约975万，较2023年减少30万。
古巴天主教反思与对话中心的经济学家兼人口统计学家阿尔比苏-坎波斯（Juan Carlos Albizu-Campos）基于官方数据和自主估算得出结论：截至2024年底，古巴居民人数为802万，远低于官方统计的975万。从2021年至2024年底的短短四年，人口减少了约25%。
他警告，由于古巴出现“近乎永久性的多重危机”，国家正面临人口流失。
令外界好奇的是，为何古巴人能如此大规模且自由公开地外流，而没有遭遇如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严格出境限制？
政府施行“减压阀”策略 让不满情绪流出侨汇流入
这源于古巴政府独特的“减压阀”策略。古巴2013年废除出境许可制度后，公民只须持有护照和目的地签证即可离境。与朝鲜将离境者视为“叛国者”不同，古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一种社会减压手段，既能排遣对国内经济困局的不满情绪，又能通过海外公民寄回的侨汇为脆弱的经济输血。
这种“制度化”的人口流出，使得离开不再是秘密的潜逃，而变成了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生存选项。
哈维尔一家正面对这样的抉择。几年前，他和妻子倾尽积蓄将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往西班牙；如今，即将从护理专业毕业的女儿，成了下一个必须被“送走”的对象。
谈及这一决定，哈维尔轻声道：“如果他们留在这里，生活只会越来越困难……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工作存钱，帮助他们离开。”
伦敦大学学院美洲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莫里斯（Emily Morris）受访时指出，古巴青年外流，已不只是短期危机下的应急反应，而是经济长期失灵与政策预期落空所累积的结果。
她指出，美国对接纳古巴移民的开放与支持正在消退，许多古巴年轻人决定趁还有机会时赶紧前往美国，导致外流现象在近年迅速集中爆发。
美国政府长期优待古巴移民，过去主要将他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集团的工具——通过接纳他们来证明“民主战胜共产主义”。同时，由于古巴裔选民在佛罗里达州等关键选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人维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美国政府也通过定期定量接纳古巴移民，缓解古巴国内压力，防止爆发大规模难民潮。不过，如今古巴移民在美国的地位，正从“特殊优待”过渡到“常规移民管理”，因此许多古巴青年认为美国欢迎他们的窗口正在关上。
古巴驻新加坡大使卢纳（Lisbet Quesada Luna）告诉《联合早报》，古巴移民不应被理解为永久性移民，许多移民属于制度允许的阶段性流动，公民在保有国内永久居留权的同时，可在海外停留最长两年。
大使认为，古巴人口下降，还与低生育率、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有关，这些特征“更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型”，并非单单由移民潮所致。
古巴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恐怕也与人口流失脱不了关系。据统计，离开古巴的人主要集中在15岁至59岁之间，其中相当比例为女性，且多处于生育年龄。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外流，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与技能的持续流失，也削弱了古巴的生育基础、家庭结构乃至于人口自我修复能力，对国家长期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长达70年制裁 古巴成为孤岛
青年大规模外流，往往被视为古巴长期经济困境的直接结果。古巴政府将经济困境主要归咎于美国持续近70年的经济封锁与制裁。
古巴1959年革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冷战格局下与苏联结盟。这导致古巴与美国这两个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站在意识形态、安全及经济利益的对立面。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就已开始对这个国家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两国由此陷入长期敌对状态。
然而，古巴的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型经济体，古巴长期依赖优惠贸易安排、能源补贴与外部信贷维系基本运转。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重要依靠；此后虽然获得委内瑞拉的石油与财政援助，但随着委内瑞拉自身陷入危机，这一支撑也大幅削弱。
美国制裁阻碍古巴 疫情之后复苏进程
在此背景下，古巴与美国的关系长期冻结，在贸易、融资与投资方面面对巨大的外部约束，经济处境愈发被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政时期，美古一度恢复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放宽汇款与旅行限制，为古巴打开了政策与经济窗口。可惜一切为时甚短。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全面收紧对古政策，包括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Helms-Burton Act Title III），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名单。此后，美国对古巴金融往来和第三方企业合作的约束明显趋紧。拜登执政后，美古关系一度出现缓和，拜登在去年1月卸任前几天将古巴移出支恐国家名单，解除对古巴一些机构的金融交易限制；但特朗普几天后宣誓就职，立即撤销了拜登这一做法。
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是美国加强对古巴经济制裁的核心法律。这项法律最受关注的是“第三编”（Title III）中的条文，它允许美国公民向那些使用古巴革命后被没收财产的外国企业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即便是一家与美国无直接关系的外国公司，只要在古巴经营涉及相关财产的业务，就可能在美国面临法律追讨。由于担心会损害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历任总统长期暂停执行第三编规定，但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重新启动，重创了外国投资者对古巴的信心。
伦敦大学学院美洲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指出，在冠病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美国制裁已开始压制古巴的经济增长，影响首先体现在美国游客锐减与能源供应受扰；疫情冲击后，“与其他加勒比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制裁阻碍了古巴的复苏进程”。
她认为，古巴当前的经济危机，“美国制裁是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瑞士政府经济事务秘书处去年10月发布的《古巴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制裁对古巴的真正杀伤力，并不只在于压缩双边贸易规模，而在于通过支恐国家标签，以及《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编，系统性切断古巴接入国际金融与信用体系的能力。
外部压力与内部体制缺陷 叠加形成经济“完美风暴”
不过，仅将古巴当前的危机完全归因于美国制裁，未免流于简化。
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研究员托雷斯（Ricardo Torres）受访时指出，美国制裁加剧了古巴经济的脆弱性，但危机之所以迅速恶化，根本原因在于外部压力与内部结构性缺陷相互叠加，形成一场“完美风暴”。
古巴经济长期以高度集中的国家主导模式运转，关键资源配置缺乏市场调节弹性。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仍能获得友国支持时，这一体制尚可依靠补贴和管制维持运转；不过，一旦融资受阻、外汇紧缩、外部冲击叠加，其低效率和低弹性的弱点便迅速暴露，经济体系缺乏缓冲能力。
在这种结构下，若官方在关键政策上判断失误，问题往往会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过去60多年间，尽管关于体制崩溃的预测反复出现，但古巴社会仍展现出一定“韧性”。
英国学者莫里斯指出，这种“韧性”的代价，是古巴民众长期承受的人道与福利损耗。她警告，若外部能源供应进一步受限，古巴经济很可能再次萎缩，政府被迫削减能源补贴，把财政与社会承受能力推向极限，而国际经验显示，这往往会对公众信任与政治支持造成严重冲击。
不过，莫里斯强调，外部强压未必立即撼动体制本身。美国的强硬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激发古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冲部分对政府的不满。此外，同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相比，古巴目前在石油与粮食方面的自给能力已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体制的生存空间。
国情与条件大不同 古巴难走中国模式
至于外界屡屡提及的“效仿中国模式”，美国学者托雷斯直言，古巴不具备可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发展条件。
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在一党执政框架下推进深度改革，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拥有绵延千年的制度传承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长期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主导运作，改革多是在既有体制内进行调整与延展，而非彻底推倒重来；同时，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充足的政策回旋空间。
古巴既不具备相近的规模条件，也缺乏可供分层试错的制度环境。
托雷斯认为，古巴的问题并非缺乏发展潜力，而在于长期误读自身历史与地缘政治位置，迟迟未能正视一个已被证明难以为继的经济模式。
“古巴必须设计属于自己的改革路径，而这一路径，必然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但在这一过程中，古巴青年已经用脚投票。对于许多像胡安这样的青年来说，寻找国家的发展路径太遥远，明天能不能吃饱饭更为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