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多地遭遇大范围暴雨、洪灾频发并造成伤亡之际，除了官方救援力量外，许多民间组织也赶赴灾区参与救援。然而，部分民间救援队伍因未提前报备审批而被公开批评和警告，引发舆论争议。
自上周以来，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接连出现特大暴雨，多项监测数据突破历史极值，并引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及道路损毁等次生灾害。其中，湖南常德石门县灾情尤为严重，强降雨导致超过10万人受灾；截至5月22日晚7时30分，已造成七人死亡、14人失联。
面对严峻灾情，中国官方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包括湖南在内的五省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与此同时，消防救援人员和多支民间救援队伍也赶赴灾区展开救援。
据《北京日报》旗下“长安街知事”报道，河南洛阳区域蓝天救援队5月20日统筹伊川、宜阳、嵩县等地20多名骨干队员，连夜驰援石门灾区，并在一处收费站接受媒体采访。
原本被视为展现社会互助精神的善举，数日后却引来麻烦。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5月22日发布通报称，伊川、宜阳、嵩县蓝天救援队“未报备、未获批，擅自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责令相关人员立即全员撤回，并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
通报指出，此次违规事件性质严重、问题突出，违背应急救援工作属地管理、分级调度、依规报备的核心原则，也违反国家应急管理相关规定及蓝天救援体系跨区域救援调度、行动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通报还称，蓝天救援所有跨区域救援行动，必须严格遵守“先报备、后审批、再出队”的工作流程，“严禁擅自组织跨区域作业，私自开展对外救援行动、违规拍摄传播现场影像资料、制造负面舆情”。
成立于2007年的蓝天救援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之一，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设有品牌授权救援队，长期参与国内外灾害救援。
上述通报发布后，迅速引发舆论反弹。不少网民质疑：“救人还要等审批？”“做好事也需要批准？”也有人认为，在灾情紧急情况下，过度强调程序可能影响救援效率。
此外，也有人注意到，通报中特别提到“拍摄视频引发舆情”，认为这一表述反映出有关方面对灾情信息传播的敏感，甚至质疑有关方面是否担心真实灾情进一步受到外界关注。
目前，河南蓝天救援发布的相关通报已被删除，官方暂未就事件作出进一步回应。
民间救援力量持续壮大
事实上，除了蓝天救援队，中国还有大量民间救援组织。每逢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许多民间力量往往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例如，2021年7月河南多地遭遇严重暴雨洪灾时，大批民间救援队迅速投入救灾。财新网同年8月2日报道称，当时已有超过600支民间救援队响应灾情。除了洪灾、地震等天灾，不少民间救援团队平时也长期参与户外失联人员救援等行动。
不过，这些民间组织大多面临经费压力，许多团队主要依靠社会捐款，甚至成员自掏腰包维持运作。
据《河南日报》报道，江苏南京雨花蓝豹减灾救援公益促进中心队长郭伟透露，民间救援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或企业购买服务、培训及演练等收入，但现实中，大多数团队仍主要依赖队长、创始人的长期补贴，真正能够获得企业稳定支持的团队并不多。
巩义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张煜坤也说，队内大部分成员都是兼职志愿者，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基本由团队自行承担，其中创始人和队长负担尤其沉重。他坦言，救援队成立以来收到的捐款约20万元，全部用于采购设备，但随着设备损耗、油费和餐饮等支出不断增加，“捉襟见肘”是常态。
2008年之前，中国社会组织大多带有官方背景，运作模式也普遍参照行政体系展开。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大量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当时涌入灾区，民间公益力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估算，当时进入汶川地震灾区的民间组织高峰时逾300个；若再加上学生社团、志愿者团队以及短期参与后撤离的机构，前后共有约500个团队和组织参与救援。
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直属队队长宛嵬也说，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人以志愿者身份投身救援工作；而自2021年河南水灾以来，中国民间救援力量更进一步扩张，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民间救援组织之所以兴起，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希望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为社会尽一份力；另一方面，也与部分官方背景公益机构过去屡次陷入信任危机有关，使一些公众更愿意相信行动更直接的民间力量。
例如，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湖北省红十字会曾因口罩等防疫物资分配混乱而遭广泛质疑。尤其是当年2月，一段直播画面显示，武汉市红十字会临时仓库内，一名男子将一箱3M口罩搬上私家车，并称物资“是给领导的”。此事迅速引发舆论哗然，也再次冲击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在灾害应对中，屡屡暴露出救援迟缓、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使越来越多民众将希望寄托于民间团队，而非单纯依赖官方体系。
就在5月22日，山西一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至少82人遇难，成为中国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之一。事故发生后，当地最初公布的死亡人数在高层介入后被大幅上修，引发外界对早期通报真实性的质疑。
救援行动该不该等审批？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持续，未来的极端天气和重大灾害恐怕只会越来越频繁。
中国气象局今年5月披露，近年来极端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过去被视为“罕见”的天气现象，如今正逐渐“常态化”。
气象局也警告，未来极端天气可能进一步增多，多灾种叠加及灾害链风险也日益突出，对民众生活及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也正因如此，社会对于救援效率的关注愈发强烈。
从组织管理角度来看，跨区域救援确实需要统一协调、调度与安全管理。灾区本就秩序混乱，如果大量未经统筹的民间力量同时涌入，确实可能加重现场负担，甚至干扰正规救援体系运作。
但另一方面，救灾往往分秒必争，“先救人”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共识。尤其当部分民间救援队伍已经具备专业装备、实战经验与快速响应能力时，如果所有行动都必须等待层层审批，是否会错失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也成为外界质疑的焦点。
在灾害越来越频繁的当下，愿意主动奔赴危险现场的人，本应是社会最宝贵、也最稀缺的资源之一。然而，人命关天之际，那些自费赶赴灾区、试图参与救援的民间力量，却可能因为“未报备”“引发舆情”而被公开警告、要求撤离。
这也让越来越多人追问：当救援行动被层层程序、审批与舆情管理所束缚时，赈灾的优先顺序究竟是维持社会稳定为先，还是尽可能救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