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席卷中国的当下，新疆年轻人董磊（28岁）却发现，当地的工作机会明显变多了。
2020年初次求职时，化工专业的他打开招聘软件，除了寥寥几个对口岗位，往下翻几乎只剩下销售和房产中介。去年跳槽再找工作时，他登陆同样的平台，“一页页全是不认识的公司，翻都翻不完”。
经历去年秋招的回族“00后”小白也有类似感受。他去年夏天从南疆一所二本院校电气工程专业毕业，仅投出40多份简历，就收到10多份面试邀约，最终被六家录用。
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小白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虽然当地的竞争比南疆激烈，“但和内地的‘地狱难度’相比，在新疆找工作肯定还是容易得多。”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新疆工作相关的讨论也得到更多关注。仅在小红书一个平台，“新疆省考”“新疆事业编”和“新疆公务员”的词条浏览量，分别达到5700万、3800万和2100万次。
从曾经岗位选择有限的边疆地区，到如今一部分年轻人眼中的就业“香饽饽”，六名留疆工作的受访者几乎都提到，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是这一转变的重要背景 。
董磊作为汉族“疆三代”，亲历过新疆以维稳为重的阶段。那时街上有石墩封路，每隔几十米就设有警务岗亭，院墙铁栅栏上也缠着铁丝网。“不管是美观还是心理感受上，都有一种‘钢铁城市’的感觉。”
自官方2021年前后将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后，董磊看着街上的维稳设施被陆续拆除，“不光是出门方便了很多，商铺也多了起来”。
从宏观数据上看，过去五年，新疆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到2024年增速均超过6%；分项来看，新疆的投资、工业、外贸等指标增幅，也普遍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程磊（化名）夫妇也感受到家乡的变化。这对“90后”汉族夫妻出生在新疆，大学双双考入内地，毕业后又都选择回到家乡，进入体制内工作。
不过，程磊坦言，像他们这样回流的本地年轻人仅占约一成，当地孩童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出去”。至于来到新疆的外地年轻人，主要分两类：一类冲着编制而来，另一类是“在内地卷不动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程磊更清楚看到地理位置对当地经济的约束。他以网络游戏为例说，大部分游戏服务器都不会建在新疆，信息传输存在天然的物理延迟，“上海最低延迟9毫秒，江苏20多毫秒，但新疆起步就是70毫秒。”
这一差距也延伸至人工智能（AI）等新兴产业。尽管政策倾斜明显，但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的差距依然存在。他感叹：“即使把人才和公司吸引过来了，没有成熟的上下游产业，创业生态系统也很难真正转起来。”
学者：新疆就业机会区域行业分布不均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甘丽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新疆近年的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就业，但就业机会在区域和行业之间分布并不均衡。如何将增长转化为青年群体的“优质就业”，仍是一项挑战。
从产业结构看，甘丽宜分析，新疆经济以能源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为核心，资本密集特征明显。这种模式在统计层面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
她进一步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就业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主要提供体制内岗位；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生态中缺乏能够提供入门岗位和创业路径的中小企业，“这对年轻求职者和应届毕业生尤为不利”。
暨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郑亮受访时则认为，近两年新疆经济结构正在逐步调整，从过去依赖自然资源、农业和体制内岗位，转向新能源、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再加上近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新疆不仅吸引部分本地年轻人回流，也吸引了不少内地人才。
另外，在内地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也有部分年轻人因难以承受高强度竞争，将新疆视为一个现实选项。
郑亮以新疆高校新教师招聘为例说，过去新疆高校招聘内地博士毕业生“具有相当的困难”，但现在随着内地高校博士生越来越多到新疆应聘，当地主要高校招聘博士学位教师时“也开始挑挑拣拣了”。
从更长的时段看，郑亮认为，新疆的人口流动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多是季节性、行政动员式流动，如拾棉花后即返回原籍；如今由经济机会驱动的人才流入逐渐增多，“以经济为主的流动，留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最终将会带动新疆的发展。”
【副文】新疆少数民族就业感“被挤压”
维吾尔族人玉苏甫是乌鲁木齐一家直属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每逢休息日就跑起网约车。“90后”的他告诉《联合早报》，近年来当地就业竞争加剧，让他压力不小。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内地人来到新疆工作，“本地人的工作都没了”。玉苏甫毕业于新疆大学，但他认为内地求职者整体学历更高，这意味着留给在地少数民族的“机会越来越少”。
另一名“90后”维吾尔族医生娜木，也感到近年就业竞争愈发激烈。她告诉本报，几年前医院一个岗位因报名人数不足三人而取消招聘，如今却是十几人竞争同一个名额。
一面是内地的青年开始前往新疆就业，但是新疆的发展总体上又仍不如内地。娜木在内地取得医学硕士学位后，2018年回到新疆。尽管在乌鲁木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与内地发展的汉族同学相比，她仍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节奏较慢。“同学都在发顶刊、读博士，我却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层面。”
甘丽宜认为，在现实层面，就业机会分布不均，可能使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产生被排除在外的感受，尤其当岗位集中在汉族人口占比较高地区，或集中在对语言能力、资格审查有要求的体制部门时。“因此，宏观层面的积极指标，可能与部分群体在就业时的实际体验产生错位。”
她同时指出，地缘政治因素也带来影响。相关制裁压缩了新疆出口导向型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增加了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就业环境造成间接冲击。
对于“被挤压”的说法，郑亮持不同看法。出生于新疆的他说，类似声音并非近年才出现，“过去10多年每年也都会听到类似的声音。近些年内地各行业‘内卷’加剧，新疆也难免受到影响。”
在他看来，所谓“被挤压”一定程度上是个体对内卷现状无力的宣泄，并不能代表整体情况，更无法反映政府在改善就业方面的投入，“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整体就业肯定是改善的”。
另一方面，郑亮指出，部分少数民族从业者习惯灵活就业，如喜欢按照自己的生活灵活安排工作节奏，而不是受制于传统上高度规范、连续的生产体系。如今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带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岗位，也为曾经的就业困难人群提供了新的就业平台。
他说：“少数民族从业者融入新的平台经济后，要用手机应用沟通，如果汉语不过关，抢单送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实际上也在促进民族融合，本质上是技术创新在促进国家治理。”
